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传统理论疏漏了其中的司法内涵,导致税收法定原则出现了作为基本原则却难以直接指导和适用于税收司法的悖论。鉴于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亲缘性,发展相对成熟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为完善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构成提供三点启示。同时,结合税收法定原则的固有内容,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应当在适用范畴上向司法原则扩围,价值层次上向实质正义升华,法定程度上向相对法定适当松动。据此,三路并进,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内涵得以全面、系统的补漏。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内涵的完善将有助于打破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理论困局,助推“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法治图景的实现。     

司法改革方法论的反思性整合——一个实践理性的视角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司法改革的推进需要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通过新的方法论体系来予以重新解读和把握。当下司法改革的方法论面临价值理性缺失、工具理性误区和理论范式失衡的现实困境,需要在问题导向的基础上,借鉴和利用多种社会科学方法,透过多种视角探讨如何认识改革、如何推进改革、如何评价改革,在实践建构中实现方法体系的反思性整合。以"制度化的社会回应型司法"为基本目标,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统合国家治理的实践逻辑与法治的价值逻辑,统筹推进司法制度的改革和构建。     

Parliamentary Prorogation in Comparative Contex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ower to prorogue (or suspend) Parliament following the 2019 prorogation controversy in the UK. We outline the legal basis of prerogative-based prorogation, survey its uses in the UK and other Westminster systems, and compare it with equivalent rules in other Europea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highlights the outlier status of the UK among comparable European democracies. In the UK, the absence of explicit legal limits on the use of prorogation gives the executive exceptional scope to employ the power for political purposes to sidestep Parliament. We conclude by discuss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for current discussions about the desirability of reforming the UK’s prorogation rules and placing express legal limits on the executive’s power.     

知荣明耻 服务人民

“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新形势下继承中华美德,发扬革命传统,弘扬时代精神的战略任务;是确立我国改革转型期的主导价值观:是统一思想,凝聚社会力量,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力量;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领导干部怎样做到服务人民,而不背离人民:领导干部在权力运用,工作决策的过程中有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干部在权力的运用时,不能为官与民争利,要“慎权”,“慎欲”;领导干部要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且勿独断专行;领导干部要加强理论修养,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强化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     

法、道德和软实力

软实力就是文化实力,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软实力由观念文化所组成,内容丰富,但是其核心是法和道德的观念和知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表现在法和道德的状况上。法和道德的基本精神是创造和谐,因此,具有普世的价值。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立法模式与制度创新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践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举措,已经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但目前囿于立法层次较低,且各地规范不一,极大地阻碍了这一新生事物的进一步成长。因此我们应在统一立法和系统全面立法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系统规范该制度。同时加强诸如表明身份制度、说明理由制度、阅卷制度、时效制度、格式化制度、职能分离制度、案卷排他性制度等研究,以丰富和完善该处罚权的实践。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之立法与司法解释评析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是长期困扰刑法理论界和司法部门的一个难题。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虽对其作过多次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却仍然存在内涵不清、外延不明,难予认定的问题。为此,本文对历次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之得失进行了回顾、比较与评析,旨在为准确理解和把握本概念提供有益的思路。     

司法公开的价值与配套制度

随着我国加入WTO,法律制度全球化又一次地提上了议事日程,而司法公开又是我国法律制度全球化的突破口。司法公开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与司法改革的三大目标——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和司法独立的关系上。目前完善我国司法公开还需要一定的配套制度。     

论社会中介组织的新一类经济法主体地位

非法学学科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研究成果交集指向其社会性和中介性,它构成了经济法上社会中介组织的理论基础。法学视野中的社会中介组织处于社会公共经济管理关系中时,民法和行政法无法调整该社会关系。社会中介组织的本质与经济法的宗旨、性质、价值本位等高度契合,其因此具有了新一类经济法主体的唯一身份。经济法主体视角下的社会中介组织理论有利于解决专利权滥用、消费者隐私权保护、公益诉讼、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构建等难题。     

论阐明权的界限

规范阐明权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明确阐明权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在我国阐明权的界限应当如下第一,对于大部分民商事案件,都应当适用阐明权;但是,对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有关公益的诉讼、特别程序案件不适用阐明权。第二,阐明权适用的诉讼事项主要应是实体事项或者可以决定实体权利归属的程序事项。第三,阐明权适用于当事人,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特殊情形下的案外人,以及有权启动再审程序的人。第四,阐明权的基准时通常应当是言词辩论终结时。